对于袁崇焕成为大越国主，改写历史，萧卓钰除了惊叹外，就是感慨“如果当时”力量之伟大。
回想现代学明末清初历史的时候，对于袁崇焕往往用一句“悲情英雄”哀叹其抗后金之壮举、命运之悲惨。
大越持续刚二百年，共传十帝。以萧卓钰知全史的眼光来看，大越前八位皇帝都可以称为“明君”。
众所周知，明末清初为小冰河时期，气候异常导致农收不丰、天灾频发。因此，能接手明末残局，一边抗击兵马强壮的后金，收复故土；同时稳固朝政、安抚民心，让天下超过八成的平民过上安稳的生活，得“明君”之称不为过。
大越圣祖一生贫穷，为子为臣时穷困潦倒，为皇称帝后国库一直未能充盈，因此即便当了皇帝，依然节俭不移，可以称得上是大越朝最穷皇帝。因为知道农民的苦，勤政为民，筹粮为兵，甚至因将贪污列入重罪被御史撞柱劝谏。
将皇极殿改名为“耿政殿”，将家训立诏：“养俭德，静修身；勤朝政，心系民；穷心志，富养兵；兄弟和，济世民。”
一直到第七代皇帝和安帝，都是谨记家训，以诏为行，因而，即便连续多年算不上风调雨顺，但大越国运蒸蒸日上，前七代皇帝身体力行了“忧劳可以兴国”。
和安帝对太子的教导也非常严格，太子在朝中声望极高，但不幸的是，太子英年早逝，发恶疾，不治而亡。
太子殇对和安帝的打击非常大，这位大越第七代帝王已经六十高龄，痛不欲生，选立太子时在其他三个儿子之间摇摆不定，最终立嫡次子袁子奕为太子。
这位前太子嫡弟也是和安帝幼子，喜好行军打仗，对朝政素不上心，为了大哥，为了母后，最终还是放下金戈铁马的理想，回归现实学着处理朝政。
为了避免二子、三子威胁新太子之位，将俩个庶出儿子封王赐地，分别镇守西北、西南，二皇子镇北王、三皇子安南王因着此次封王与父皇、嫡弟产生间隙。
和安帝手把手教导嫡次子处理朝政，不足三年驾崩，第八代皇帝宁济帝继位。
此后不过十年，大越名为一朝，实为三国，镇北王、安南王相继宣布脱离朝廷管辖，此时，虽然一分为三，但并未发生内乱。
两位兄长自立为王的消息传来时，宁济帝怒火攻心、当朝吐血。因着父皇的分封之举，对两位兄长一直有愧于心，因此朝觐、赋税等都非常宽松，军饷、粮饷更是有求必应。未曾想，两位兄长不顾父皇遗命、不尊家规，脱离朝廷。
宁济帝悲愤交加之余，对刚刚十岁太子的教导更为严苛，让太子亲手处理部分朝政，选择辅臣为太子监国铺路，更是勤练兵马、囤积粮草。
练兵备战，足足准备了八年，宁济十九年，下诏太子监国、众臣辅政，歃血祭天、御驾亲征。
祖辈历经几代人，好不容易一统山河，多位皇室嫡系更是自请守疆，一生驻守边关，几代帝王兢兢业业、勤政守业，打拼的江山不能毁在自己手里，宁济帝出征前在太庙发誓，必统大越！
自此，大越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内乱，最终朝廷虽夺回了西北、西南地区的管辖权，但大越积攒的国力被消耗殆尽，虽未加征粮税，但连续多年的征兵使得田间劳力锐减，民众的日子一日不如一日，朝政更是不复以往廉效。
宁济帝回京途中见到中原大地满目荒野，百姓困苦，悔恨交织之下旧疾加重，崩于石门。
大越第九代皇帝袁怀寰将年号定为“康阜”，可惜的是，在位二十年未能恢复大越王朝的兴盛，且因两位伯父脱离朝廷最终与父亲兵戎相见，对边关大将疑心甚重，在边关军营随意安插监军，导致文官与武官集团矛盾增加，押扣军饷、粮饷更是加剧了边关大将与京师朝堂的冲突。
康阜帝驾崩时不足五十岁，军政混乱、民政不堪，未能达成父亲遗愿，自身抱负也没有实现，心力交瘁，郁郁而终！
其子袁文思不足弱冠之年匆匆继位，定国号为“昌泰”，但从未亲自执政，被四大辅臣架空，大越王朝名存实亡。
此时边关虽稳定，但已生内乱之象，朝中贪污腐败盛行，安逸享乐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日常，京师更是奢靡至极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京郊恶狗食人。
最可怕的是，为了敛财，朝臣建议提税，可民不果腹，哪有余粮余钱交税，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，四大辅臣以“提军饷”之名加税，此举败露后战乱四起，关外异族虎视眈眈，关内腹地土匪横行。
平静了不过二百年的中原大地又一次狼烟四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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